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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正成为肺病高发区 何以拯救脆弱的脏器?




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04年04月06日13:12 瞭望东方周刊

  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于达维、郭高中/上海、北京报道

  气,是宇宙万物的基础。吐故纳新的肺,成为连系人体与自然的纽带。呼吸停止,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。

  肺是人体中惟一与外界直接交通的内脏,最易受到侵害;肺汇集全身经脉气血,与“七情”中的“忧”紧密相关。如今,我们的肺似乎分外脆弱,肺病的痛楚也分外锋利锥心。

  4月份,中国人迎来了对SARS(非典型性肺炎)高峰期伤心铭骨的回忆。去年SARS期间某刊物封面因病变而白斑点点的肺部X光片,成为不少人心中刺痛的图像。肺,成了病毒偏爱攻击的首选。

  中国肺病人口的增长反映出了我们生存中的某种失衡。一个连喘气都十分艰难的人群,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。

  从病房到卫生间的距离只有10步,41岁的李蓉(化名)却视之为畏途。

  长期低烧的身体仿佛一团棉花,来自胸腔底部的咳嗽一次次撕裂心肺,双唇发紫、大口喘息的她犹如被抛上岸的鱼。短短十步路,她要酝酿好半天,攒足气力,中间还要休息一次。

  李蓉是典型的“原发性多耐药性肺结核病人”。这个拗口的名字意味着,虽不是艾滋病,也不是癌症,但从6年前染病开始,她就已无药可医。

  屡经波折的病情,70多万元的医药费,使李蓉成为北京市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最“著名”的“老”病号。

  坐在病床上,她单薄的身体树叶般微微颤抖,失神的双眼像蒙着一层灰雾。“看上去我好像还不太糟,至少还付得起医药费,可没人知道我心里有多恐惧、有多绝望。”

  让李蓉饱受折磨的“多耐药性肺结核”是世界上难以攻克的顽症,目前尚无有效药物遏制,其患者又成为可怕的传染源。中国正成为这种疾病的高发地区。

  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”

  不少人对于肺病的直观印象,来自鲁迅小说《药》中小栓的一声声嘶哑低咳,以及那个让人心惊胆颤的人血馒头。

  不幸的是,这样的痛苦,多少年过去了,在医疗救助设备有了很大完善的21世纪,仍然无法根本扼止。对于肺部的秘密,人类的科学探索仍处于半途。

  半躺在病床上,李蓉话未出口眼泪就滴在了蓝白条纹的病号服上。“真情愿马上死去,再也不想这么耗着,太熬人了。”她对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说。

  位于北京市通州的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,是北京惟一一家治疗结核病的地方专科医院。在这家医院结核科的两个病区,收治了包括李蓉在内的130多名患者。

  从1998年9月发病起,李蓉的体温几乎从未低于37摄氏度。现在她的耳朵已经有点背,一个问题要重复好几遍才能听清。她说自己以前做工程监理,喜欢打扮,喜欢玩,“得了这个病,一切都变了”。

  从那一天起,她就和丈夫分开居住,家人也没再让儿子和她一起呆过,连摸摸孩子都不行,她只能在几米外远远看几眼。那一年,她的儿子才4岁。

  李蓉的家人是医生,所以防止传染的措施十分严密。“房间里常年开着紫外线消毒灯,所有设施跟医院一样。”她说。

  这些年,李蓉跑遍了北京、上海的结核病医院,一天都没有断过药,每天清晨6时都要打点滴。她撸起袖子,从手背到小臂密密麻麻布满黑色的针眼。

  为了治病,她几年来几乎花光了家中积蓄,还向亲戚借了不少钱。现在她每天点滴注射三小瓶进口药,就要花1000多元。

  李蓉的主治医生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,李蓉两肺有多处空洞,目前胸腔中已有积液,并发胸膜炎,治愈的希望几乎等于零。

  李蓉说自己精神压力特别大,每天晚上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。久治不愈,她总觉得家人的眼神中有厌恶嫌弃。“婆婆跟我说,阎王爷叫你走,你怎么都不行!”

  她曾经几次想自杀,病友们为了鼓励她活下去,轮班来看她,和她聊天。“再坚持十年,美国就研制出新药了,你就可以治好了。”医生们也这样鼓励她。

  “我过去很乐观,可这次住院却觉得从来没有过的恐惧,比任何时候都想念儿子和丈夫,”李蓉眼里又涌满泪水,“我咬着牙在撑着,可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”

  病友中经常和李蓉聊天的是一个来自内蒙古农村的小姑娘,只有19岁,患肺结核却已10年,她是被患病后无钱看病的妈妈感染的。

  治疗断断续续,服药不规范,她已经从本来不难治好的普通肺结核发展成了多耐药性肺结核,菲薄的家庭收入难以维持高昂的医药费,随时可能中断治疗。

  在这家医院治病的还有一位“有名”的病人─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、被称为“铁法官”的谭彦。这个有着“中国首届十大青年卫士”等诸多称号的青年楷模,感染肺结核已20余年。

  目前,他的两肺继发感染,呼吸衰竭,气管已被切开,插上了呼吸机,正在重症监护室(ICU)病房急救。

  事实上,ICU成了许多肺病患者最后的归宿。闪闪发光、呼呼作响的呼吸机,以及患者被切割开的喉头,往往是最易引发家人噩梦的场面。

  湖南人宋晓明的父亲患开放性肺结核,上了呼吸机抢救,一天就要花掉几百元。但是,今年3月的一天,进口呼吸机忽然出现故障,不能正常工作。宋认为这引起父亲病情恶化,遂把医院告上了法庭。官司仍在进行之中。

  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先例了。3年前,廖先群的丈夫由于呼吸窘迫症而上了呼吸机,不料一天之内两台进口呼吸机连出故障,患者死亡。法院判定医院作出相应民事赔偿。事后查明,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使用的呼吸机竟然是偷漏税的走私机器。

  在去年的SARS期间,单价数万元的呼吸机成为了最大宗购进的设备之一。但据媒体报道,仍有一些医生不熟悉呼吸机的操作方法。

  “SARS的阴影一直缠着我”

  胖胖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刘洪波,曾经是个无忧无虑、爱聊名车美女的“侃爷”。一年前感染SARS,30出头的他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。在隔离病房比出“V”字手势、面带微笑的镜头,几乎让全中国人都记住了这个以往从不出镜的记者。

  现在的刘洪波正拼命让自己忙一些、再忙一些。因为只要一闲下来,遭遇SARS的那些日日夜夜就会像过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。“晚上我总是失眠,满脑子都是SARS的事情。”

  2003年4月,刘洪波因为做阑尾炎手术住进了北京市人民医院。手术4天后,他开始发烧,确诊感染了SARS。随后病情急剧恶化,三四天的时间里,肺就全白了。

  回忆当时的病状,刘洪波说,就像胸口被压了一块大石头,呼吸时胸部起伏不大,稍稍喘气都会引来剧烈的咳嗽。“一旦咳起来,就会好半天进不来一点气,那种窒息的感觉特别漫长,特别恐怖。”

  日常不经意的动作,在那个时候都变得极其困难。刘洪波说,就连起床这样简单的动作,都要先一遍遍在心里“预习”,应该用怎样的姿势,四肢与身体怎样配合,才能尽量不引发那种恐怖窒闷的咳嗽。

  刘洪波说,他现在记忆力比以前差了很多,医生分析说,那与SARS后遗症有关。“经常是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忘。”他说,“以前手机响的时候,一看号码就知道是谁的电话,可现在却总是想不起来。”

  刘洪波说SARS给自己造成的影响还在其次,给家庭造成的后遗症更严重。因为担心他的病情,他的哥哥得了抑郁症,至今还在吃药。

  去年刘洪波感染SARS住院时,女儿只有10个月大,出院时女儿刚好一岁。刘洪波这样描述他们父女重逢时的情景:女儿看到他愣住了,“我知道她的小脑袋在快速转动,在搜寻记忆中的碎片,和眼前的爸爸对号,”他说,“我当时想,如果这次我真的去了,就会从她的记忆里干干净净地消失,因为她太小了。”

  看着女儿甜甜的笑脸,刘洪波的泪流了下来。

  “刚出院时,一提到SARS我就情绪激动,朋友们都会刻意回避这个话题。”刘洪波说,经过这次磨难,他变得“深刻”了,“这场病不能白得,那么多人不能白白死去,我们绝不应该这么快就遗忘”。

  刘洪波本来是可以避开这场灾难的。但在当时,疾病已在广东蔓延开来,由于信息披露不及时,包括北京许多医护人员都不知道采取防护措施。刘洪波说,自己遭遇的是一场“人祸”。

  在那场袭击中,中国内地24个省区市先后发生SARS疫情,共波及266个县和市(区)。截至2003年8月16日,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,治愈出院4959例,死亡349例。

  在之后的每一年里,可以肯定的是,只要这方面一有风吹草动,便会从中央到全民,实行高度的戒备。

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没有比小小的肺,更能牵扯到整个身躯的了。

   

  “气喘伴我到死”

  “自从得了这个病,动一动就气喘,再也干不了活了。”朱德生的嗓音里好像带着呼呼的风声,还夹杂着砂轮刮过金属表面般的啸音。

  老朱被确诊为慢性阻塞性肺病(COPD)已经8年了。他觉得,自己的肺好像在一点点、一天天地失去弹性,变得僵硬,畅快呼吸是什么滋味都快记不起来了。

  老朱退休前在生产大型焊接设备的华东电焊机厂工作,专门负责外勤。“除了西藏和海南,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、各个油田,我都去过。”

  但是到了50岁左右,老朱就发现身体没以前那么“配合”了──东西拿不多了,上下车也困难了,原因就是常年抽烟。

  “出外勤当然要应酬,香烟自然少不了,少的一天一包半,多的两三包也有。”老朱的烟龄已有40年,而他的慢阻肺也就这样一天天积累起来。到退休时,哮喘已经很厉害,上下楼梯也有困难。

  2002年12月,退休后在厂里做技术指导的朱德生由于过于劳累,长期的慢阻肺因感冒诱发肺积水并引起昏迷,住进了上海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急诊病房。

  慢阻肺明显影响生活质量──患者呼吸困难,往往要依靠吸氧才能维持生命,肌肉无力,行动艰难,较早丧失劳动能力。

  老朱年轻时,可以一口气绕人民广场跑20圈,但现在就连过马路他都要犹豫半天,因为走得慢,万一马路太宽没来得及过去,肯定要阻塞交通。

  慢阻肺通常在患者55岁左右才被第一次诊断,而此时已回天乏术。

  老朱每月退休金有将近1000元,现在大半花在治病和营养上。从医生到他本人以及家人,心里都很清楚,这病根本没什么治好的希望,只是尽力维持不让它恶化。

  如今老朱已不抽烟了,40多年的烟瘾戒起来似乎也不那么难。然而他的肺已不复当年的健康舒展。“我知道,气喘、咳嗽会伴我到死。”

  失去劳动能力的慢阻肺病人对于社会已造成沉重负担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呼吸内科教授黄绍光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,慢阻肺真正影响的是收入较低的人群。

  及早发现对于慢阻肺患者至关重要。简单的肺功能测试在国外已很普及。黄教授说,曾有专家建议在上海人民公园门口设立肺功能器,让市民像测体重一样经常测试肺功能,但不知什么原因没能实现。

  上海是中国医疗技术发达的城市。而在其他的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城市,人体的重要器官─—肺脏,有时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。

  “病人越来越多”

  在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科主任许家琏窄小的办公室里,最显眼的就是墙上一排三X光片灯箱。

  许家琏拿出3张肺部X光片挂上灯箱。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清楚地看到,左肺叶上有一个鸭蛋大的空洞,轮廓由模糊变得清晰,颜色也渐渐变浅。

  “这个肺结核病人的空洞在一年间越来越彻底,慢慢‘坐实’了。”许大夫忽然转过头看着记者,“这样的肺实在让人揪心。”

  不到60岁的许家琏从医近30年,一直和肺病打交道,肺癌、肺结核都治过。“在结核科当医生工作强度大,还有很高的风险,年轻人不大愿意干。”许家琏说。

  许家琏经常做的手术是为支气管结核做微波介入治疗。就是通过气管镜进入病人感染了结核病菌的支气管,用微波将这些结核病灶清除掉。

  “进入支气管就好像钻进了山洞,白色的结核病灶就像生长在岩壁上的钟乳石,到处都是。”她说,清除这些结核病灶必须非常小心,用力太小除不干净,用力太大又可能留下疤痕,或是烧坏病人的气管。

  在几十分钟里,她需要全神贯注,始终俯身保持同一个姿势,“像个木偶”。这让年届花甲的她感到吃力。不过,看到病人的气管被清理后变得很通畅,她说自己还是很有成就感。

  许大夫说,面对肺癌、肺结核这些慢性病患者,不仅要看病,还要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,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。

  她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,很多慢性肺病患者一方面受到歧视,失去工作和朋友,另一方面又因为给家庭带了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而感到内疚。“长期的抑郁和焦虑会让治疗更加困难。”

  不少肺结核病人生活困窘,有的病人为了治病卖掉了房子。如何给穷人治病最让许家琏伤神。

  “很多人看不起病,特别是民工,居住集中,条件又差,还不能保证规范用药,肺结核很容易传染扩散。”许大夫说,“我把家里没用的电器都给了这些生活困难的病人,一些病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,大家经常通通电话。”

  坐在许大夫的办公室里,不时看到有坐在轮椅上的病人被抬上楼来,裹着棉被,插着氧气管,穿过黑黢黢的走廊。

  “由于种种原因,现在病人越来越多。”许家琏说,她的科室共有59张床位,却住了60几个病人,每天都要加床。“以前结核病人住院起码要3个月,现在1个月不到就得出院,就是因为病人太多了。”

  (感谢北京市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的孙永华为采访提供了帮助)

  相关资料:

  气,按照中国传统哲学,是宇宙万物的基础。吐故纳新的肺,成为了连系人体与自然的纽带。

  呼吸停止,往往意味着死亡的来临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怎么形容肺在人体中的重要性,都是不为过的。

  人体肺的重量不一样,男子1000克-1300克,女子800克-1000克。肺由7.5亿个肺细胞组成,要将全部肺泡平放在地上,约有70-100平方米大。

  根据西医理论,肺是人体中惟一与外界直接交通的内脏,最易受到侵害;在中医理论中,肺汇集全身经脉气血,与“七情”中的“忧”紧密相关。如今,我们的肺似乎分外脆弱,肺病的痛楚也分外锋利锥心。

  刚刚过去的3月24日,是“世界防治结核病日”。据中国卫生部官员透露,中国结核病患者人数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,4亿-5亿中国人感染过结核菌,现有肺结核病患者450万人,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,居传染病死亡率之首。

  20多年来,虽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医疗条件都有较大的改善,但罹患传染性肺结核病的人数基本没有减少。

  4月份,中国人迎来了对SARS(非典型性肺炎)高峰期最伤心铭骨的记忆。去年SARS期间某刊物封面因病变而白斑点点的肺部X光片,成为不少人心中刺痛的图像。这已不单单是几百个死者之痛,而成为了一个民族之痛。

  另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2003年中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,目前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癌症是肺癌,每年新增患者120万人,死亡110万人。去年11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肺癌学术研讨会传出消息,到2005年,全世界每年肺癌新增病例将达1000万人,其中中国患者100万人。

  人们比较不熟悉的,却也是更加可怕的,是慢性阻塞性肺病(简称慢阻肺)。这是一种渐进发展的疾病,特征是肺部发炎引起呼吸气流受阻。长期咳嗽、咳痰、喘息、胸闷和呼吸困难,有些患者也可能毫无症状,但肺功能已然恶化。

  全世界约有6亿人患有这种点滴累积、难以逆转的疾病,每年有270多万人因此死亡。这种病还会引起男性勃起障碍。

  因抗击SARS而广为人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,去年11月在广州医学院附属一院举办了一次义诊,引来上千人咨询求医,其中不乏从河南、浙江、香港专程赶来的患者。这次义诊的主题不是SARS,而正是慢阻肺。

  悄然袭来的慢阻肺,据称其杀伤力已与人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相若。而它只是日益致命的肺部疾病中最“不动声色”的一种。

  专家介绍说,肺部疾病的范围很广,包括慢性呼吸道疾病,例如慢阻肺、肺气肿、哮喘(中国有1000多万哮喘病人),以及肺本身的疾病肺炎;传染性肺病包括慢性的肺结核和急性的SARS;职业性肺病则有尘肺、矽肺、农民肺等等。被漠视的肺病已成为导致人类死亡最主要的疾病之一。

  在中国城市中,呼吸系统疾病已经成为继恶性肿瘤、脑血管病、心脏病后的第四大致死原因,占13%;在农村,慢阻肺则是首位致死因素,占60%。

  最近爆发的禽流感等恶性传染性疾病,竟然也是以肺为攻击目标的。这个世界何以如此“气脉郁滞”?

  事实上,中国肺病人口的增长,反映出了我们生存中的某种失衡。这是一个连喘气和说话都十分艰难的庞大人群。他们的生存和发展,在这个“以人为本”的时代,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。

  中国政府全力防控肺病

  ●从1981年起,中国相继制定与实施了两个全国结核病防治十年规划。1992-1999年,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新疆等13个省区开展了“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”,利用中央防病经费在河南等15个省区实施了“卫生部加强与促进结核病控制项目”。项目地区累计免费诊断并治疗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120余万例。

  ●国家已开始推行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(DOTS),并颁布了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(2001-2010年)。规划预计,今后10年,如果全面有效地实施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,全国新增结核病患者将减少2000万-3000万人。

  ●规划规定,实行肺结核病治疗费用“收、减、免”政策,对没有支付能力的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实行免费治疗。

  ●根据规划,到2005年,全国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治疗人数达到200万人,到2010年达到400万人;到2005年,患者治愈率达到80%,到2010年达到85%;到2005年,全民结核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到60%,到2010年达到80%。

  ●从2001年起,中央财政设立结核病防治专项经费,并要求地方各级财政把结核病防治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。

  ●1992年起,中国政府开始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防治结核病。2002年,世界卫生组织协助中国政府在世界银行申请了1.04亿美元贷款项目,争取全球防治艾滋病、结核病、疟疾基金4800万美元。

  ●同时,日本政府每年给中国三分之一结核病人提供免费治疗费用,加拿大政府也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帮助中国12个省区开展结核病防控工作。

  脆弱的脏器:不堪重负的“现代肺”

  “在志为忧”,过度的忧思,可使肺气抑郁,意志消沉。因此,治肺必治心,而治心不全是医疗手段能解决的

 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,肺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做“娇藏”,其意指肺叶娇嫩,不耐寒热,易被邪侵。[全文]

  聚焦肺病高发背后的原因:呼吸空间的治理是关键

  显然,需要修缮的,并不仅仅是病患者之肺……什么样的治理之道,才能让我们呼吸得更加舒畅呢

  这是一座8层楼,每个单元都进行了精装修。但是,住在这里的10家人,搬进来不到5年,患癌症的人已经有6个,其中4名肺癌患者已经死去。[全文]

  相关专题:瞭望东方周刊





2004-4-6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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